从个人到整个人类命运的走向，是古往今来几乎所有思想家都关注的一个重大话题。人们总在发问：命运究竟能否改变并趋向人所希冀的美好方向发展？明末《了凡四训》的作者袁了凡基于个人的亲身经历，从理论和实践上论证了一个道理：因循命运，不做极大的努力，就会受定数摆布；如果痛下决心，真正、真实改过立善，命运就能掌控在自己的手中！我想，这不仅对个体生命的优化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而且对民族和国家命运前途亦有重要的启示。
　　在命运观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值得推崇的是改命论、造命论——把命运引向善的方面，且发展至明末清初确有一套可操作的手段和途径。不只有思想家王船山提出的“造命”之论证，还有当时流传于民间的“功过格”。没有认识、无法掌控的“命运”确有其神秘性，而深刻把握了命运，就会出现“生死由我不由天”“我命由我不由天”的自由自主自控意识。这时候的“命运”，可以理解为生命有机体在时空中运行的有形或无形的轨迹，高度的自觉能够使人们在生活中驾驭它以完成更高的目标。在理想社会状态中，个人的命运将和人类的命运具有共振性、契合性。
　　袁了凡揭示了中华民族积极命运观中一整套心性修养的方法，对我们共产党人应该有很大的启示和一定的教育意义。在2015年召开的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公报则直接点明：“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的‘心学’，是党员正心修身的必修课。”这些论述，对于提高共产党人的党性修养具有重要意义。党性教育就是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心学”，这一论断隐含了对传统美德的参鉴。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与中华文化中“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崇高境界有共通之处。我们应该通过教育和濡染，让党员干部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把“党性”落实到自觉的“德性”上，把党性修养与具体的生存情境结合起来，把外向式的改造世界与内向式的“反求诸己”即改造自我融为一体，真正做到“经世致用”的“实学”要求、“知行合一”的“心学”标准，把“心学”与“实学”有机地结合起来。
　　有意思的是，《了凡四训》亦将内心的克制修养称作“实学”。如说“曰修，则身有过恶，皆当治而去之；曰俟，则一毫觊觎，一毫将迎，皆当斩绝之矣。到此地位，直造先天之境，即此便是实学”。试想一个人不动心念到如此圣贤境界，这种修身养性之道还不是实实在在、切身受用的人生学问吗？我们今天讲共产党人的“心学”可以超越“阳明心学”，而成为共产党人修身养性、党性修养之学。但党性修养的核心依然是共产党人的心性修养、道德修养、理想信念的修养，古圣先贤有关心性修养的道理和方法，其实也基本适用于共产党人的党性修养。正如《〈了凡四训〉与共产党人的信仰自觉》指出的：党性修养不是课堂上讲出来的、考试考出来的、开会开出来的、作报告作出来的、写论文写出来的，而是切实地通过戒慎恐惧、改过积善、敬畏道德法纪、为民创业造福等实践出来的！为此，共产党人似乎也该有自己的“功过格”“功过簿”，除了自己记录和自我监督之外，组织制度上亦可以如此设计，以便促进每个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时时惕励、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严谨慎独。深入挖掘《了凡四训》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健康文明的内容，对之作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意的阐释，不仅对普通人优化生命运动、掌控自己命运有借鉴价值，而且对共产党人强化党性修养、形成信仰自觉有借鉴价值。
　　《〈了凡四训〉与共产党人的信仰自觉》一书从分析《了凡四训》的道德修养入手，结合新时期共产党人的党性修养，论述了我们共产党人的信仰自觉这样一个重大课题。该书深入浅出的释解，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也具有一定程度的操作性：作者不是泛泛来探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而是选择价值信仰这样一个特定角度，探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命运学说的积极意义，厘清了笼罩在命运观上的神秘乃至迷信的成分，达到了正如作者在引言中所说的“大力挖掘和充分发挥中华文化中道德和信仰资源的深刻内涵和滋善润德作用，为共产党人的党性修养培植肥沃的民族文化土壤”的目的。

时间：2017-5-11  阅读次数：次